等你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，身体跟不上了

每一次看到年轻人，他们看我都是那种羡慕的眼神，我还不能说什么。有个朋友比我小十二岁，我就跟他说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用现在所有的一切跟你换个年纪。

为什么愿意把所有一切换到二十岁，就是只要你体力充沛，任何都不是问题。二十岁你就算再痛苦，怎样都可以缓过来。去年我三个月减肥三十斤，不是怕死，而是身体健康才能做事情。年轻的时候有一堆体能，但是不知道做什么，瞎做。可是等你知道想做什么的时候，身体跟不上了。

2014年我开了公司，进入一个新的创业阶段，这在逻辑上跟年纪没关系。我出道太晚，二十六岁才做第一张专辑。如果像很多人二十岁开始做，可以提前六年，那么二十八岁正是创业的蓬勃期。年轻就能扛得住，你有体能，可以去耗。但我本身就晚，现在感觉好几个东西同时来了，中年危机来了，事业的高峰期也来了，种种放在一起。

过去十多年，我在做个体户。实际上没有一个个体户是轻松的，不管他是唱歌的、做啤酒的，还是做开关的。工作没有固定时间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醒着就是工作状态。按我的要求，没有一个邮件可以过夜。因为当你做到八十的时候，团队才能做到六十，那么你必须做到一百二，他们才能做到九十。

所有工作里，演出的好坏很重要，直接影响到我的收入，我的收入影响团队的收入。我经常跟他们聊，我一年、两年不演，没问题，照样有饭吃，只要稍微少装一点大方就行了。但他们不行。

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他们，你多一场演出就多拿一份钱，但这样就会很累。一年六十场演出，一百场排练，光音乐上就花了二百八十天，剩下八十天还要处理那么多杂事、开会出差。所以我在南京，一年内应酬要控制在一定范围，一般宁可自己坐着发呆。实在需要出去谈事情，就避开饭点，约在下午两点到四点，谈完就走，不想浪费更多时间，不想说话。以前我不理解，那些艺人要什么五星酒店，要什么头等舱，要什么司机，现在觉得这些真的很重要，人确实需要休息。

有时候怀念年轻，除了体能，怀念的也是混乱本身，那时有各种可能性。四十岁的可怕，就是你一眼看过去，没什么可能性，或者可能性越来越少。只有到了四十岁，才会觉得曾经那种看不到希望的日子，其实是多么美妙啊。

那时候买张车票，打电话约几个人，到哪里去玩。我们从北京出发、从南京出发，最后聚集到一个地方，疯玩几天，也不知道玩的什么东西，但每个人都极其热情、亢奋。哪怕去吃碗面条，好像都要把青春期所有的荷尔蒙发泄出来。

当时我有个同学在苏州大学，大家去找他玩，荷尔蒙亢奋到半夜实在没事做。宿舍楼关门了，我们从二层跳下来，就为了去试一下，旁边那条河蹚过去会不会没顶。最后发现没没顶，又敲宿舍大爷的门，让他再放我们进去。那感觉就像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里面那帮人，那种亢奋感。

我还记得在罗庄上大学的时候，那边是郊区，周末没有任何娱乐。所以我们会在周五、周六的时候跑到热河路。热河有家电影院，放通宵电影，有时也转播球赛，过了十二点开始放录像。我们去热河路是为了看录像，去多了之后，就有感情了。因为通常南京人不会去热河路，到现在也没有人去热河路。

电影院离我们学校比较近，过了大桥就是，一晚上才五块钱。有时候去得早了，就在周围转。我写《热河》那首歌，是过了好多好多年，有次开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开到那边，开到渡江纪念碑，我停下来了。电影院拆掉了，一下子二十年前的那些东西全出来了，就仿佛看到那时候嘻嘻哈哈、年少气盛，熬一个夜，啥事没有，回学校照样打篮球。现在，人模狗样地开了一个车，看起来也有点中年男人，挺颓的。

回去我就想写一首歌，花了很长时间写不出来。我想表达的是，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，看了一夜录像，又饥饿，一点点寒冷，站在那个路口，回学校的公交车还有一段时间才会开出早班车，不知道干什么，很难受的状态。然后如果可以，有一个四十岁男人跟这个二十岁小伙子说，不用担心，一切都会好的。

这首歌一开始我想做成对话的，旁白是二十岁小伙子的自言自语，唱的部分是四十岁男人对他的一些谆谆教诲。本来应该这么设计，但听起来不是这个结果。写不出来，所以就写成四不像。

现在我在台上唱歌，经常会想起写歌时的情景。如果是我投入的演出，不会想什么结构、歌词、语调、气息，脑子里都是那首歌写的时候，那些场景、那些人、那些故事，所以有时才会情绪失控。

四十的丧是什么，一种总结方式是，如何克制你的欲望。以前不用克制，因为你知道实现不了。现在你完全可以活成你想要的，不管是能力还是经济上。一年五到十场演出，不要照顾别人，世界各地去玩。你可以做到，但你不能这么做，还要去克制自己的欲望。但我又觉得欲望是特别好的东西，我怕它没有了。

而且随着时间的变化，确实欲望越来越少，你有兴趣的东西越来越小。然后我就会想，我就这么克制，忍着忍着，等到有一天，它彻底没有了，没有欲望就只是活着。身边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子了，我能看懂，他们不想上班，但是不能不上班。上班也没什么劲，也追求不了什么东西，工作上得不到任何乐趣。钱也不能带来乐趣，因为该买的都买了。

有时想想，我比起很多人还是要好得多，得到了那么多人的尊重、欣赏，还有热情，想想你会很骄傲。但又想想，我不要这些东西呀，要这些干吗呢，有球意思。

从前我坚持很多事情，现在大部分事情不会像以前那样去生气，或者跟它抗争。你这么做，我依然不赞同，但我也不会跟你吵，跟你闹，跟你讲道理，OK我理解。我的很多价值观都是这样，比如二十岁的时候，我们排练，你迟到了我会特别生气，会发火给你脸色看。到了四十岁，你排练迟到，我也认为这不对，但我也没必要生气。没事，我们开始吧，就行了。但是我不认为这个对。很多人到了这个年纪，他什么原则都无所谓，都不care。其实我觉得挺幸运的是，我并没有丢掉那些原则，我不认为那些是对的。

我真的觉得，我现在比以前摇滚多了。以前那个不叫摇滚，那就是荷尔蒙冲动。我现在理解摇滚，就是可为和不可为。你能做什么、不能做什么、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，能够把自己搞清楚了，就挺摇滚的。

我们这个行业，最后都是变成了商品

大概2008年的时候我刚红，产生了很强的社交恐惧症，很分裂。过去一帮看不上你的人，全都跑来恭维你。突然觉得，乱七八糟的，就觉得谁都不行，谁都有目的，有点神经质。当时我在成都一家公司上班，还之前做专辑欠的钱，每天早上跟同事一起上班，下班回房间，周末最多去小地方看个演出，也不和人交往。房间里没有网络，也没智能手机，晚上就在屋子里看书、弹吉他。在成都两年，写出了三张专辑的曲（2009、2010、2011年）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两年真的好幸福，没有人打扰我。

那时我的分裂在于什么呢，一方面他们的变化让我很难受；另一方面，我又硬不下脸面来不理他们。人家给我打电话，发短信，不好意思不接不回，索性换手机号，被找到了再换，一年换了四五次。

那段时间总有记者采访我，他们关心我到底怎么把自己搞红的。在他们看来，你做事都是有预谋有计划的，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。在他们看来，每个人都想红，这没什么好讨论的。所以他们的问题才是，为什么你想的每一招都能红。我跟他们说，我没有想过要怎么去红，他们觉得我在装逼，那他们就觉得吧。但我告诉你的都是实话，你不理解是你的事情。

当初做音乐，我理想中的状态就是把音乐做得很好，能卖出钱就够了。做公众人物对我来说反而很累。那天有朋友到南京找我玩，陪了他一天，我们随便去一个地方，走走走，后面跟了几十个人，黑压压的。直到现在，我都不适应在街上被人认出来，但没有以前那么严重了。以前被认出来会特别生气，觉得我的生活被打搅了。我就是想逛个街，去个菜场，公园里面走两步，所有人都盯着我，好像我没穿衣服一样。

二十岁的时候，我没想过这些问题，三十岁火了才意识到，我不适合做公众人物，但来不及调整这个状态了。从前有很多幻想，比如有那种乐队啊，正儿八经在企业上班，晚上西装一脱，演出就戴一个面具，相互之间都不认识。或者本来可以，我这样想呢，跟王家卫一样啊，你起一个艺名，比如说你叫李家卫，然后所有的演出、公开场合都戴个墨镜，除非特别私密的朋友才会把墨镜拿开。这样走在路上没人认识你，多好呀。在公共场合戴个墨镜、戴个帽子，很酷呀，大家也查不到你的资料。

但到了三十岁，会发现那种说“我要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”，这是不存在的。悲伤是觉得，我们这个行业，最后都是变成了商品。

因为这一点，十年前我想过放弃，不做音乐了，去开咖啡馆。当时刚好有个朋友在开咖啡馆，我向他征求意见，他就劝了我一点，把我劝通了。他说你已经三十岁了，在这个危险的，人生奋斗的关键时期，决定未来走向的人生结点上，干嘛要放弃一个自己擅长的东西，去尝试一个不擅长的。他认为我擅长音乐，不擅长去开咖啡馆，做个商人。

我本身是社交能力很差的人，这些年为了工作，不得已调整了很多。四五年前，开始能和陌生人说话了。大概是觉得，没必要那么较劲。可能因为年纪大了？所以说，就是不断受锤的过程，慢慢越来越随和。但我觉得这种随和，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假的，自己跟自己说接受它吧，没关系的，但实际上还是反感这些东西，假随和。

比如有时候，遇到几个人一起聊天喝酒，不算愉快，也不算不愉快。最后人家说，来，加个微信吧。换成以前，我常常会加，回去想想又删了。过两天别人问，你怎么把我删了。我又得，哦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还解释一下。就这种自己纠结的状态。现在我基本上可以做到，我不想加就不加，但也只是比以前好多了。总的来说，我还是既想让自己活得清静一点，又不想无意地让一些人受所谓的伤害。

其实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，反映一个问题是，你需不需要跟那么多人再扯上关系。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再去多认识人，给自己添麻烦。现在我不想再认识更多人了，因为我的朋友已经够用了，够多了，够好了。这个够用不是理性上的考虑，是我跟他们在一起已经很开心了，我不需要新的朋友让我更开心。我认为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点，开心。不管这个开心是精神的开心，还是共同喜欢吃一个餐馆的开心。所以我没有跟认识的人绝交过，因为既然是朋友，肯定有开心的点。

年轻时候，我怀疑最多的，就是人和人之间到底应该怎么相处。曾经也希望过互相理解，慢慢就觉得那并不可能，在一起开开心心就行了，没必要到那种深度和高度。为了不显得真实太冷酷，故意套一些假的，何必呢。你慢慢就看到，人和人关系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

但之后我对人际关系的理解还是有变化。以前我觉得，人跟人之间，就是游戏，是相互取悦，相互得到。后来觉得相互取悦当然没错，但那不是目的，只是表现形式。如果你是为了让自己开心，而去从他身上索取，这不对啊。但是你在跟他交往的过程里，自然得到开心了，这本身也是索取，但和前一种有区别。

我一直以来，都是一个人的时候最开心。一方面现在很少有机会一个人，另一方面是，其他事能带来的开心都在下降。看到一本特别好看的书，吃到一个特别好吃的菜，这种开心都在消退，所以它就凸显了独处的开心在上涨。跟人待在一起，照顾别人，克制自己。每个人都这样，内心都有些自我的东西，但你要克制，因为你是个人。关键是，你会觉得克制是对的。

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活着的价值，真的很没有意思

三十岁前有好多年，我天天在一个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抽烟、看书、弹琴、听音乐。从大学退学后，不知道能做什么，音乐也没做成什么样。那时经常很颓，就看一部电影《亡命天涯》给自己打鸡血。故事讲一个医生，老婆被人杀了，是设计好的，嫁祸给他。他被判了刑，在运往监狱的过程中跑出来了。他一边逃亡，一边破案，最后查出了凶手。越狱的故事很老套，但年轻时候我觉得，他那么艰苦的情况下都没有放弃，完全靠智慧从绝境里跳出来。

当时的我也处在一个绝境里，觉得自己是整个世界上最惨的一批人了，怎么样才能跳出来呢？并不是为了出人头地，是不能让自己活得那么痛苦。物质的痛苦、精神的痛苦、极其自卑。长得又丑，又没钱，又没有知识，弹琴又没别人好，所有的自卑累积到一起之后，你就觉得，我他妈活着有什么意思啊。不是说要荣华富贵，不是说要出人头地，让万众敬仰，只是想告别那个状态。我不想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你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个寄生虫，没有做任何贡献，一直在消耗消耗，没饭吃也在消耗氧气。我觉得可能一般人不太明白。

我那时二十多岁，应该是最自负、最骄傲的时候，应该觉得没有什么是自己完不成的。但是在那个阶段，我都觉得自己完成不了，那就肯定是没法完成了。我想做出好的音乐，但一直以来，都是写词很痛苦。以前憋出来，自己觉得没那么差，后来很快就觉得自己好差啊。其实每次录唱的时候，我是瞎唱的。就是一遍一遍的，随便唱词，然后拼一拼，哎，好像还顺的，再重来一遍。绝大部分都是即兴的。这也导致为什么，我应该是所有艺人中，演出最会乱唱的。因为本身就是乱唱出来的，很多词我自己也记不住，唱得多了才慢慢记住了。但尽管记不住，我也不希望有提词器，除非是特别需要严谨的歌，像管弦乐的合作。

所以为什么经常在说，我是一个没有才能的人，没有艺术才能、音乐才能。不管你们怎么想，我没有半点的谦虚或者装。这也是我为什么会去那么努力地工作，我一直把音乐和做音乐分开，因为我知道我音乐才能不够。假如有天我去做餐馆，我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去做。即使我没有天赋做好一道菜，但是我在做这个餐馆的过程中，我所有的努力、所有想的东西，让年轻人觉得有价值，这才是我的价值。

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自娱自乐，他们有他们的乐趣，他们不care这些东西。但在我的理解里，如果一个人不考虑自己活着的价值，真的很没有意思。

空话大话不是贬义词，很多是有道理的

纠正别人的错误，是从我做独立音乐人开始的。因为当你为自己打工的时候，别人是帮助你的角色，怎样让别人的帮助是帮助，而不是拖后腿，这是你要考虑的问题，所以你要纠正他。

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有影响力了，很惭愧，我最开始想的不是改掉自己的毛病，做一个规范的人。我主要想的是，如何让大家去做一个价值观正确的人，所以才不停地说教。接着有段时间我觉得对社会现象不能保持沉默，我们应该去讲它，不管讲的对不对，要提它。再后来我会觉得，我首先要把自己做好，但是我做好和我传输价值观不矛盾。只要这个道理是对的，不管任何人去讲都是对的。想清楚这道理后，我就不会心虚。

我身边所有人都提醒我，团队天天提醒我，不要好为人师，讲这些会招人烦。我不是不知道，但是如果你的世界观、你的逻辑大部分是对的，那你说出来，它影响一个人、两个人，都是好的事情。

我以前也觉得，少说空话大话，但后来我觉得，空话大话不是一个贬义词，它就是个浓缩。我们从小在社会上接受太多空话大话，但太多人只说不做，或者说的那些人也不理解，为什么要说这么大的话，所以会引起反感。实际上很多话是有道理的，比如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是有道理的，建设好祖国是有道理的，走向文明是有道理的，而且是很崇高的理想。

我当然可以说，你们看演出要注意卫生啊，要把垃圾带走啊，要注意秩序啊。但随着年纪越大，就越来越觉得，你可以说一百件这样的小事，每次翻来覆去地说，换着花样地说。但你总要把它总结起来，就好像还是那句话，知识是重要的。

年轻时候觉得，我们一辈子听到这种话，空的，大的，又看到很多不这样做的人赚了很多钱，相反有知识的人却过得很惨，所以会排斥。八十年代有道德讲师，现在肯定也有。很多心灵鸡汤讲得非常对，这不是思想和词语的问题，是人类的问题。最简单的例子，“流浪”是多么好的一个词，现在已经泛滥了，你怪“流浪”这个词吗？不怪的，是人导致的。“多愁善感”多好的词，“岁月静好”挺好的呀。是人的问题，不是词语的问题。

有种看法是，说话要保持谨慎，不要草率下判断。对任何问题，你当然应该更多地了解，可你有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吗？多数时候，我们对一个东西的认知都是泛泛的。想把它搞清楚，要花太多时间了。

另一方面我觉得，你的沉默就是定义。有句话我特别喜欢：喜欢就是最大的不客观。泛泛地说喜欢，其实也没有了解得特别深。但直说不喜欢，就容易得罪人，可能会显出你的无知、狭隘，不懂装懂，还夸夸其谈讲一通。但我觉得先去批评，不要保持沉默，批评错了再去纠正。过分谨慎的话，就什么都不能说了。

从前写博客的时候，我一度不想写，觉得自己好幼稚啊，好狭隘啊，等我想清楚了，或者理解更深了再去写吧。然后发现，其实你每一年，甚至下个月都会比现在想得更清楚。那你就一直等着，就算到了八十岁，你觉得你能说清楚了吗，那我们就永远不说吗？都这样想就没人说话了。当然另一方面，随着影响力越来越大，讲话是要谨慎一点。这就涉及到说与不说之间很微妙的关系。

在思考人生价值的时候，我经常说一句话，罗素讲的，人一辈子做两件事情，一个改变物质的形状与位置，一个是让别人也这么去做。前者每个人都做，后者做的人并不多。我觉得让别人也这么做挺重要的，好为人师去教别人挺重要的。如果我只想过好自己的小日子，我可以做到，很简单，但是又很没意思。我可以只是把音乐做好，把生活弄好，但我对财富又没有需求。对我来说，买多大别墅、私人飞机、游泳池，我没那个欲望。

但是到今天，输出价值观对我来说仍然是矛盾的事情。因为我内心那种自卑，对自己的知识量、智慧，没有信心。所谓公众人物，你要说，要呼吁，不管是以鲁迅那种方式呼吁，还是以胡适那种方式呼吁，你必须要呼吁。但是我没有底气像他们那样。第二个方面，我说想拯救多数人，想跟苦难的人在一起，那么我首先是不是要把周围的人，我的同事、我的乐队照顾好。按现在这个环境，我这么呼吁了，如果我失业了，别说他们，连欧拉（livehouse）都开不下去，南京连个演出的地方都没有，我是搏哪头呢？

人就活一辈子，不做点喜欢的事情多憋屈啊

1997年我考进东南大学自动控制系，当时学校里什么都没有，最粗的树都没有我腿粗，看什么都不顺眼。学校在郊区，离市中心那么远，下课想进趟城都可能赶不回来。那个年纪、那个环境，就是盲目地反抗。一个农村小孩进了大观园，什么都是新鲜的，还有摇滚乐。然后发现，学校不就一个工厂嘛，我拼了命干吗到这个地方来啊。晚上在学校没地方去，就旁边几个小饭馆，连个书店都没有，这怎么过日子呢？

自动控制系其实用处挺大的，招生人数也少。我的同学现在都挺好的，中产阶级，夫妻两个一百万收入，工资很稳定，什么都有。这个专业就业很广泛，可以做通讯、做软件。但是你说兴趣，我觉得多数人都不会有。不过他们也没选择，也没那个心思去想其他东西。大家都觉得，好不容易考个大学，我就好好学，管它学什么呢，能找个好工作就行了。

我们那代大学生中的很多人，既没有前一代那么有理想和救国救民的情怀，又没有后来的大学生活得那么自我，就夹在中间。你说谈理想也没理想，大环境就那个样子。但你说多么自私吧，也觉得不好意思，因为从小受的教育还是要相互帮助。可你要务实吧，你做什么呢？很空虚。

那时候我喜欢音乐，老是幻想，以后牛逼了要在学校的大操场上做个演出，这是当时能想到最牛逼的事了。大二下学期，我就没再上课了。退学了虽然没事做，但至少我不用在学校里待着，可以出去转了呀，没有钱就去借呀。任何事情，如果你认为是对的就去做，年轻时候要有这个勇气，人就活一辈子，不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多憋屈啊。

我一直特别喜欢梵高，他真的是在燃烧自己。看《梵高传》的时候，我还在罗庄一个农村的小院子，那是一个小乌托邦，一堆不想好好上学的年轻人住在那边。我的房间是大家的一个据点，像沙龙一样。晚上没网络、没电视，我房间有很多书，一次就把《梵高传》推荐给一个朋友去看。那个人从来不看书，理工科学生，没有任何文化艺术的喜好，拿回去看了。当时六月份，五点钟，天蒙蒙亮，就听见咚咚咚敲门。一开门是那哥们儿，穿了条内裤，泪流满面抱着我，说书看完了，梵高太不容易了。这场景就有点像八十年代大学生会有的样子。

为了追梵高，荷兰的博物馆，世界各国的大型博物馆，只要有他作品的，我都会去看一眼。美术上我看不出好坏，但我喜欢这个人。后来我去他自杀的那个地方，在巴黎郊区的一个小镇，从市区开车过去半小时。每次到巴黎，我都会去那个地方，去过四五次。他自杀的那个麦田还在，他死的那个房间还在，他的墓地还在。他治疗精神病的时候，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地方，我也会去看。到了那里我就知道，为什么他后期的画那么沉重。

后来我跟南京的一位油画教授交流，他说从专业角度看，梵高是一个特别特别笨的、没有天赋的人。他临摹的大师作品，一幅肖像画了个女的，头发的收尾就是一卷。画家的本意是随意一画，画画的学生都知道，但梵高完全是在抄着，这边转一下，那边转一下，他不知道这是随手的一笔，一定要临摹成一模一样的，很机械。这一看完全不是画画的料，但他反而因此创造了一个流派。他画画下蛮力，恨不得把画布都戳破了。

再回想《梵高传》里，梵高说他是用生命在画画，他觉得生命不够了，要把最后一丝力气都用在画板上。曾经我看到什么用生命在画画，感觉挺装的。二十岁的时候，我虽然那么热爱摇滚乐，我也不会觉得我是为摇滚乐活的，我要为这个付出生命。但梵高真的是这样，虽然他没有天赋，也不管他画得好不好。一个人能喜欢一件事到极致，这比什么都难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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